新闻(20053月28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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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爱献给艾滋病患者:访贝利•马丁基金会主席马丁•哥顿 

本报驻英国记者何屹

2003年3月,云南大理第二人民医院,一位身材高大、温文尔雅的英国人紧紧地拥抱着一个年轻人。泪水从这个年轻人的眼中夺眶而出,因为他是一个曾被家人扫地出门的艾滋病患者。

  这位外国友人,就是贝利•马丁基金会创始人,前瑞银华宝银行副行长马丁•哥顿先生。

  深厚的中国情结

  “我母亲1913年出生在长春。”马丁似乎与中国有着先天的历史渊源。

  他真正熟悉中国始于1979年。这位一生在瑞银华宝工作的银行家,曾担任过该行亚洲部主席,在此期间他访问中国超过百次,策划了仪征化纤及燕山石化在香港上市。他在中国政府机关、公司和金融领域结识了许多朋友。

  这一时期同样也是艾滋病在欧美猖獗流行的时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一个香港好友因患艾滋病住进医院,受到医生护士无微不至的关爱。深受感动的马丁决定出资让这些医生和护士走访中国,并希望他们借机了解一下中国的艾滋病情况。

  在当时的中国,艾滋病还属于忌讳颇深的话题。马丁以他在牛津大学历史系所受过的严格训练的思维方式感觉到,中国一旦出现艾滋病问题,将会是灾难性的。虽然此时的马丁对中国的艾滋病情况一无所知,但他不甘于无所作为。

  马丁注视着中国,注视着他深爱的那个美丽国度,他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中国消除艾滋病的威胁。

  中国有很多优秀人物

  1997年5月,马丁与中国卫生部联合在北京举办了一个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在这次被马丁称之为高效、经济的研讨会上,几乎云集了当时所有了解中国艾滋病状况的医务工作者。这不仅使马丁初步了解到艾滋病在中国发展的严峻趋势,也使他了解到一大批奋战在艾滋病防治一线医务人员的优秀事迹。

  1997年,马丁决定用自己的积蓄成立贝利•马丁基金会,每年为中国从事艾滋病防治的医务人员提供到英国培训的机会,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必要帮助。从2000年起,基金会每年奖励一位在中国艾滋病防治中做出突出贡献、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人物。说起贝利•马丁奖的获得者,马丁如数家珍。

  “我很高兴将在今年5月12日国际护士节那天,为地坛医院护士长王克荣颁发贝利•马丁奖。王克荣在英国学习艾滋病护理期间,勤奋好学,这里的人都很喜欢她。回到中国后,她极为关怀艾滋病患者,并主动到中国各地宣讲有关艾滋病护理工作的理念和经验。再比如张北川、王春、徐芝莲、桂希恩,这些医生都在艾滋病防治的各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温家宝总理还曾亲自到桂希恩医生的家中看望他,表明了中国政府要解决艾滋病问题的决心。”

  让艾滋病患者勇敢站出来

  马丁曾恐惧地注视着艾滋病的不断蔓延,也曾目睹艾滋病患者在遭受这种致命打击时的绝望。但在他逐步加深了对艾滋病的了解之后,在他看到医生如何利用娴熟的技术和爱心支持垂危的病人,尽可能地延长他们的生命,使临终患者得到无限关怀之后,马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艾滋病对掌握了正确医护知识的人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患者因受到社会压力和歧视而讳疾忌医,躲避世人,这才是社会潜在的巨大危险。

  马丁知道,在中国这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国度,存在着不少不利于艾滋病防护的观念。比如同性恋人群是艾滋病高危群体,但中国同性恋群体极为隐蔽,有的人甚至有合法的爱人与儿女,一旦艾滋病侵入,其影响会涉及社会的很多方面,威胁也远高于西方。

  这恐怕就是为什么马丁要将贝利•马丁奖颁给因研究同性恋人群而遭受了种种不公社会待遇的青岛医学院的张北川医生。如果仔细分析历届的贝利•马丁奖得主,就会发现,无论其贡献如何不同,但几乎所有获奖者无一例外都有着共同特征,那就是关爱艾滋病患者,不遗余力地宣讲艾滋病防护知识。

  马丁认为,一个社会只有消除了对艾滋病患者的压力和歧视,才能使他们勇敢地站出来,积极面对疾病,把这种对社会的威胁降到最小。

  小基金会办大事

  马丁的基金会不大。基金会只雇了一个秘书来处理日常事物,而秘书的家就是基金会的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马丁是坐大巴来的,他说坐大巴挺舒服。

  不熟悉马丁的人认为,他办事似乎有点兴之所致。比如云南思茅市市长带他看一片空地,说要建一所医院,他二话没说捐出了10万元。马丁捐给红丝带之家10万元。2003年马丁去河南,看到村外的荒冢,看到那些孤儿和那些即将成为孤儿的孩子,马丁泪流满面,当场掏空了所有口袋,把身上带的五六万元全部捐出。

  熟悉马丁的人却知道,他办事有条理,有理性,他做的每一件事都经过深思熟虑。

  马丁每年邀请两三名中国各地医护人员到英国培训,是因为他知道,这在艾滋病防治中是非常关键的。马丁首先重点支持北京的艾滋病防治,是因为他知道,中国人在患上不治之症后,大多会倾其所有奔赴北京。而对于河南、云南等重点地区,他也重点支持。这样就可以在中国形成一个以北京为中心,以重点地区为辐射的艾滋病防治体系。马丁更知道,面对艾滋病,仅有热情和爱心是不够的,必须依靠科学。数年来,马丁基金会与英国伦敦晨曦医院、圣玛丽医院及牛津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合作,希望这些在欧洲居于艾滋病防护及研究领先地位的医院能带给中国最有效的艾滋病防治技术。

  马丁有很多朋友,大多是金融系统的名人,他们信任马丁,也积极支持马丁的事业。云南大理要重建诊所,他的朋友在晚餐桌上凑了1万多英镑,马丁最后筹集到五六十万元。去年8月,这所为纪念志愿护士佩吉而在废墟上修建的新诊所已正式投入使用。与马丁基金会合作的组织也很多,如英国海外志愿社、儿童救助会、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基督教救世军及青鸟行动等。给马丁帮助最大的是玛丽•金若丝基金会,马丁基金会的许多项目,如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及大理的诊所,50%%的资金都由她提供。

  当记者问到马丁想不想扩大基金会规模时,马丁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小基金会有效率,很多事他一个人就可以做主。救人如救火,马丁认为在艾滋病问题上,效率最重要,也最关键。

  马丁说:“虽然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可能还有扩大蔓延的过程,还需假以时日才能处理好,但我对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本报伦敦3月24日电)

 

 

吴仪动员企业积极协助政府防治艾滋病

本报讯(记者魏铭言)全球企业抗艾滋病联合会(GBC)正与卫生部联合行动,计划网罗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以自己的方式投入中国的艾滋病防治行动。昨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企业应对艾滋病中国联合峰会”,她第一个发表演说,向参会的数百家企业代表呼吁,“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既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包括广大企业界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是中国首次政企峰会共同商讨中国抗艾滋病联合行动。


“但在中国,目前只有不到1%的企业制定了计划,参与到协助政府抗击艾滋病的行动中来。”GBC执行董事聂泰华说,中国正处于艾滋病疫情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临界点,GBC愿意免费吸纳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抗艾会员,并帮助每家企业量身定制可实施的“企业抗艾滋病方案”。目前,GBC正协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制定中国企业抗艾滋病行动计划,这一计划将在今年5月公布。


此外,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表示,将通过项目招标组织NGO协助政府做好吸毒、性服务和同性恋等特殊人群的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以及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干预工作。同时也要评估NGO工作,确保治艾资金合理使用王陇德说,这些特殊人群十分隐蔽,政府和专业的疾控机构防艾工作者都难以靠近,更不用说摸清人群中艾滋病流行情况并下发有效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措施。但NGO组织就在民众中存在,很容易缩小与隐匿在普通人群中高危行为者的距离,完全可以与政府在高危人群中防艾治艾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


据悉,对NGO组织在抗艾行动中所做的工作,卫生部还将设计一些具体的评估方案,实时考核督导NGO的抗艾工作效果,确保政府投入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

 

中国面临艾滋病流行的危险

 


  据专家估计,我国艾滋病病毒实际感染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并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艾滋病蔓延的速度如此迅猛,以至于我们身边随时可能会有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或者艾滋病人出现。

  自1981年美国首次报告艾滋病以来,至1999年底,全球报告的艾滋病病人约220万,估计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为3430万。

1999年全球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为280万,目前全球每天有15000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80年代初期,"艾滋病"对中国人来说仅仅是一个陌生的单词。据最新数字统计,全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711例,其中病人741例,死亡397例。今年的感染报告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7.3%,中国艾滋病流行仍呈蔓延和持续增长态势。而据专家估计,我国艾滋病病毒实际感染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并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官员认为中国已面临爆发流行的危险,性病艾滋病防治面临严峻形势。

  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可达人民币4600亿元到7700亿元。

  实现从国外感染到国内传播的转变

  我国进入了艾滋病危险的流行期

  15年前还是一片净土的中国,现在已经是到处都能发现艾滋病的国度。15年前,人们谈论起艾滋病的时候,脸上还都带着一种暧昧的笑;现在,人们谈论起艾滋病,就像谈论晚餐吃什么。艾滋病蔓延的速度如此迅猛,以至于我们身边随时可能会有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或者艾滋病人出现。

  据了解,1994年以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多数为云南的吸毒者。1994年后,艾滋病传播超出云南省,迅速向全国扩散。1998年6月,青海省最后报告发现了感染者,短短4年间,艾滋病病毒感染报告全面覆盖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说:"开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是一片红,现在全国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了艾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过非洲。"

  据了解,广东省在1986年发现第1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1989年底亦仅增加到4例,从1990年开始,感染人数逐年增加,近几年来更是成倍增长。至1999底,全省已累计发现感染者839例,广东省籍的有494例。

  最新统计还表明,静脉注射毒品是我国艾滋病最主要的感染途径,经静注毒品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占报告总数的72.1%。根据泰国和美国艾滋病流行的规律,一旦HIV在吸毒人群中传播,将会迅速波及性乱人群,静脉吸毒方式感染的迅速上升,是艾滋病爆发的前奏。我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过去的15年一直是以性接触传播、经血液传播两种途径,而现在,广东已经有3名婴儿一生下来就被证实感染了艾滋病。

  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介绍,中国近年来艾滋病毒感染人数以每年相当快的速度增长,说明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根据艾滋病在一个国家的流行规律,开始为传入期和扩散期,一旦进入增长期,就会呈现感染加速度增长的趋势,如果在这个阶段防治措施不力,就会迅速进入泛滥期。所以,中国能用于遏制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

  关注艾滋病

  关注每个人的生命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存在三个严重不足:对于艾滋病出现大流行的估计不足,对于艾滋病严重危害的认识不足,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投入不足。而这三个不足带来的后果即是:广泛深入的预防宣传不够,支持开展防治措施的政策不够,开展有效干预措施的力度和广度不够,科学研究的投入不够。有些地方对于本地的艾滋病发病情况欺瞒遮盖,甚而对调查研究者持排斥态度。曾毅院士举了一个例子,和他一起进行艾滋病研究的某地方学者被停职停薪,因为地方官员认为,透露出该地艾滋病病情有损政绩和地方形象。

  更可怕的是,由于传统思想在作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态非常脆弱,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不愿意公开事实的真相,其危险性不亚于拉开了引信的炸弹,他们是受害者,反过来又极易成为病毒的辐射源。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是,医疗机构无法准确得知艾滋病的流行现状,有效预防更无从谈起,艾滋病的蔓延也就得不到遏制。

  如今,艾滋病已经不再是个人隐私问题,也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各界、各种人群都要对预防艾滋病负起责任。由于病毒繁衍中的差异,人类10年来所作的各种试图研制出杀灭艾滋病病毒的药物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国家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国家新药评审专家库成员邵一鸣研究员说,他参加新药评审已十多年,但他没有发现一种药物对艾滋病有效。据了解,人类至少还要等8~10年后才可能研制成功预防艾滋病的疫苗,而距离治愈艾滋病的目标就更加遥远。

  因此,要想有效预防艾滋病,在仍没有发现有效阻断艾滋病病毒、预防感染的好办法之前,预防艾滋病的最好"疫苗"就是对高危人群进行行为干预。除了加快医学研究之外,加大宣传力度,建立正常、正确的公民心态更是当务之急。让更多的人懂得约束性行为,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让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生活在阳光里,让社会空气变得宽容,这样才能捆住艾滋病的触须,才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印禁止企业仿制专利药物 贫穷艾滋病患者治病更难


               2005-3-28 13:16:00

    印度议会323日通过一项有争议的法案,禁止印度国内企业生产具有专利的西方国家药物。尽管印度政府官员说,这样做是为了信守印度政府对世界贸易组织作出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承诺,但是批评人士指出,印度政府此举意味着,那些贫穷的艾滋病患者获得廉价的治疗药物的机会将再次减少。
    根据印度政府在1970年制定的专利法,印度只对食品和药品的制造方法授予专利,而对食品和药品的物质则不授予专利。这种规定鼓励了印度地方公司以变通的方式仿造专利药品,以便代替从国外进口医药,并以不到专利药品一半的价格外销。另外,由于药物的专利保护期很短,印度和巴西等国有很多医药企业仿制一些过了专利保护期的品牌药,以降低药价。这种仿制药在医学界被称为通用名药。
    最近几年,印度、巴西等国仿制的抗艾滋病通用名药销往很多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解决了一些穷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但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官员和大型跨国制药公司一直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此举侵犯了他们抗艾滋病药品的知识产权,使他们投入的高额研究开发费用无法收回。同时,根据印度承担的世界贸易组织义务,印度要想和国际接轨,就必须首先规范自己的专利法。
    迫于各方的压力,印度政府制定了一项颇具争议的法案,禁止国内企业再生产那些仿制西方专利药物的廉价药品。
    根据印度议会通过的这项法案,如果制药企业想生产某种品牌药,必须向专利持有方缴纳专利费,并获得印度政府所颁发的法定执照,而专利持有者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别人生产他们研制的药物。根据新的专利机制,政府必须认可在1995年后研发的所有新产品的专利。
    据报道,这项有争议的法案是在反对党印度人民党投弃权票的情况下通过的。
    印度议会批准该法案后,将部分减轻跨国制药公司的忧虑。这些公司一直声称,印度纵容自己的企业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并且所生产的仿制药质量也无法保证,可能会对患者的生命构成危险。葛兰素史克是在印度的制药公司中销量最大的一家,该公司上周警告说,针对该法案的任何拖延或削弱行为都将是印度的一次倒退。
    批评人士指出,在印度实施新的专利机制后,挽救生命药物的价格将大幅度上扬。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代表20多个国际救援组织发表声明指责印度政府。该组织说,如果这项法案实施,则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到昂贵的新药,而穷人只能接受传统治疗,因为他们根本无力购买昂贵的新药。
    据报道,正是由于有了印度、巴西这样的国家生产仿制药,才使治疗艾滋病的费用从每年的1.5万美元降低到每年不足200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的70万艾滋病患者中,几乎有一半依赖这种便宜的通用名药作为唯一的治疗方式。因此,批评人士指出,新的议案将切断贫穷病人的药物来源。
    据报道,在印度议会23日通过这项法案后,印度国内一些反对人士进行了罢工示威活动,认为国会此举将使印度的制药企业受到跨国公司支配。
    印度著名的制药企业西帕公司的负责人哈米德说,过去印度人民根本看不起病,直到1970年通过了自己的专利法,印度才得以有机会生产一些相对便宜的药品。他说: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人口数量以及疾病模式决定了,我们必须设法使人们能够看得起病。(新华网 李秀琴)

 

 

全球企业防治艾滋病联盟主席警告中国政府须重视爱滋病

星期五(3月18日),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现任全球企业防治爱滋病联盟主席理查德? 霍尔布鲁克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国内外企业领袖加入抗爱滋运动的会议,他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太自满,爱滋病的蔓延是残酷无情的,希望政府强化筛检的工作。

此次高峰会希望号召各民营企业,参与防制蔓延中国大陆各地的爱滋病。

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现任全球企业防治爱滋病联盟(Global Business Coalition on HIV/AIDS)主席理查德? 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大会上说:" 在座所有人必须明白, 就是, 任何时候你听到一个人说在非洲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不能发生, 那个人一定是错了. 无疑它可以发生在这里, 它不仅是一个非洲的疾病."

中国政府估计,中国大陆大约有84万人罹患艾滋病,不过防治爱滋病工作者与专家表示,更精确的数字是在100万至150万之间。

联合国曾经提出警告,除非中国采取严厉的措施对抗爱滋,否则到2010年,中国大陆罹患爱滋人口,可能高达1千万人。

霍尔布鲁克提出警告说,如果中国大陆像非洲一样,任凭爱滋病蔓延未加以控制而成为瘟疫,可能会导致经济的严重破坏。

霍尔布鲁克宣布全球企业防治爱滋病联盟将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结合中国国内与国际企业的力量,以对抗爱滋的蔓延。

霍尔布鲁克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太自满,爱滋病的蔓延是残酷无情的,希望政府强化筛检的工作。

中国的一位姓高的企业执行长说:“中国长期以来对这个特殊的疾病予以否定,人们不敢承认,认为那是外国人的事。”

不过中国大陆加速爱滋病防治的努力,由于政治因素仍旧干扰颇多。

 

中国卫生部向云南、河南派遣艾滋病防治医疗队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易歆):记者28日从中国卫生部获悉,卫生部近日分别向艾滋病患者较集中的云南、河南派遣了艾滋病防治医疗队,以帮助当地进一步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

  据介绍,这两支医疗队由北京、上海及广州的医务人员组成。他们将协助当地医务人员开展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规范化治疗,帮助当地医务人员收集艾滋病病人相关资料,并对基层医护人员进行培训。

  目前中国共有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遏制艾滋病的蔓延,近年来中国政府已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防治艾滋病的措施。

 

 

歧视艾滋患者会有更多艾滋

昨天上午,全国著名预防艾滋病专家张北川教授和李银河教授在浙大作公益演讲,核心主题是:不歧视是对抗艾的最大支持。

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艾滋病数量已明显下降;90年代中晚期泰国、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也得到控制。而中国还处在艾滋病增长期,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能达到1000万。杭州1997年起进入艾滋病快速增长期,截至200411月底,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包括艾滋病病人)共265人。2004年增长的幅度较大,新报告患者74人,比2003年同期上升37.04%。今年13月,浙江省还从无偿献血中发现了5例艾滋病抗体阳性者。

张北川教授说,阻碍抗艾的最严重因素是歧视。在我国,反对歧视做得还很不够。

张北川:歧视艾滋病会带来什么

张教授说,他曾经问一个和他相识8年的艾滋病患者,刚被发现艾滋病时心里是什么感受。对方说,害怕、惊恐、恨得慌,想一下子死掉的念头也有,同时还有一个念头:想把这个病传开。这让张教授很震惊,对方说,这几乎是艾滋病感染者的普遍心理,因为如果所有的人都得了艾滋,就平等了,不觉得丢脸了。大家想一想,歧视能带来什么?

张教授说,艾滋病患者也是受害者,如果他们真正得到关爱,他们会负起责任来。有一个职业画家因同性恋感染艾滋病,无法忍受来自社会的压力自杀了。他给张教授写信,一直强调充满关爱、充满关注

歧视是耻辱。张教授反复强调这句话。他说自己曾和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同住,一个盘子吃菜,也没发生什么危险。他说,近几年中国在反对歧视方面已经有了可喜的进步,比如性乱”“性滥等有明显道德指责意味的词语,已经从有关法律文件中消失了。高危人群也改为了高危行为人群

李银河:不要歧视同性恋者

李银河教授说,80年代初艾滋病在欧洲被发现时,男同性恋者占了四分之三。当时流行一种说法,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异常性欲的惩罚。我认为,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如果要和上帝扯上关系,那世界上那么多病都需要上帝负责,上帝知道了肯定不高兴的。既然没有因为梅毒否定异性恋,为什么要因艾滋病否定同性恋呢?

李教授说,在她接触过的同性恋者中,大部分人不愿去医院检测艾滋病,怕暴露身份。她读了几段同性恋者写给她的信:我不怕病,病可以治,但怕被人瞧不起。”“绝不去化验。如果社会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至少是有些疯狂。她说,同性恋者如果一直这样被瞧不起,他们的活动就会一直在地下,不敢正大光明去医院检查。

她提了两个观点:一是反对性别等级制,即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该是因为与众不同而遭到歧视;二是保障所有人的性公民权——成年人只要不伤害他人,就享有和性有关的完整权利。她近期打算写一本口述实录,是关于对同性恋、双性恋、疟恋、异装倾向等人群的调查。

(见习记者周炜 都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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