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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8日更新）【星岛网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乌干达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首次参观了一个专门从事爱滋病问题的医疗机构，并同爱滋病人握手。
据俄新网报道，英国女王同丈夫爱丁堡公爵参观了一个从事儿童爱滋病研究医疗中心和医院。参观期间伊丽莎白二世会见了感染爱滋病毒的成年人和儿童。
伊丽莎白二世被介绍同一对夫妇认识，他们都感染了爱滋病病毒。四十岁的丈夫斯蒂文点头问候女王，但伊丽莎白二世却伸出手来向他问好。伦敦《晚间标准》报指出，这种情况迄今也不是英国君主的作风。以前，英国皇室其他成员同爱滋病病人打过交道，但女王本人从未有过。上世纪80年代末，许多人都相信爱滋病可以通过普通的握手动作传染，但戴安娜王妃坐在一名爱滋病人的床上同他握手。
乌干达是上世纪80年代最早查出爱滋病的国家之一。到90年代初，全国有13%的居民都感染了爱滋病。由于医务人员的努力，且在居民开展了许多得力的宣传活动，这个国家的爱滋病感染率降到了如今的4%。
路透罗马11月22日电---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避孕套”(condom)这个词会首次出现在意大利广告中，此举打破了这个天主教国家的奇怪禁忌。
艾滋病的蔓延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意大利政府针对该病发起了健康运动，其中还精选了一些避孕套的图片。但他们从未直接使用“避孕套”一词。
周四，意大利电影导演弗朗西斯卡?阿奇布基(Francesca Archibugi)在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拍摄一部有关避孕套的电视广告，他称这部广告是对意大利禁忌的胜利。
天主教将避孕套的推广使用与不道德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
但是，与意大利广告和媒体的对性问题的开放态度相比，对“避孕套”一词的禁忌却显得有些假正经。意大利广告和电视节目中经常充斥着性暗示和穿着暴露的女性，而且纯粹是为了博观众的眼球。
尽管意大利避孕套的销量远远超过欧洲其他地区——例如你可以在街边的自动贩卖机中随时买到，但直到现在，该国对避孕套的宣传口号措辞都很谨慎，诸如：呵护你的爱！
阿奇布基的这一举动是不大可能打动罗马教廷的，因为罗马教廷一直教育人们：夫妻间的忠诚、纯洁、节欲才是对抗艾滋病的最好方式。
这位以指导影片《月落妇人心》(Shooting the Moon)蜚声意大利的导演称，在意大利普及避孕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意大利每年有4，000人感染艾滋病毒。
“真正可怕的是人们从来不谈及此事，等真相大白之时，人们才会发现道德说教实在是无知之至。”（完）
翻译：靳怡雯 发稿：王丰
【星岛网讯】北京23日公布了《北京市艾滋病监测工作管理办法》。从12月1日起，将对性病门诊就诊者、暗娼、吸毒者等九类重点人群通过设置哨点进行监测。娱乐场所、发廊为重点监控场所。据北京市卫生局的最新统计数据了解到，北京艾滋病疫情处于上升阶段。医疗机构不得拒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否则可能被吊销执业许可证。
据新华网报道，北京23日公布了《北京市艾滋病监测工作管理办法》。从12月1日起，将对性病门诊就诊者、暗娼、吸毒者等九类重点人群通过设置哨点进行监测。娱乐场所、发廊为重点监控场所。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介绍，目前北京地区艾滋病疫情处于上升阶段。截至2007年10月，累计发现并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4663例，其中北京户籍居民964例、外省市居民3524例、外籍人员171例。
截至2007年10月止，2007年累计检测各类人群逾122万例，检出艾滋病感染者973例。前三季度，新发现感染者比2006年同期增加了53.71%。从病毒传播途径分析，北京地区的艾滋病传播主要以吸毒和性传播为主，呈现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趋势。
北京市疾控部门将于12月1日起对艾滋病进行系统检测。对入伍新兵、献血员、手术前病人、孕产妇四类人采用全员检测的方法进行监测；对劳务输出归国人员、性病门诊就诊者、吸毒者等九类重点人群采取设置哨点的方法进行监测。对娱乐服务场所、发廊等重点场所人员进行监测管理，以便随时掌握艾滋病流行形势。凡到性病门诊首次就诊性病、年龄在13岁以上的男女，以及随机抽样抽中的娱乐服务场所、发廊内的三陪女、按摩女、有性交易行为的女性，都必须接受监测。
北京市卫生局称，目前全市医院、采供血系统、监管羁押场所等均建立了大量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他疾病进行治疗。如果医疗机构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未提供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县级以上卫生主管部门将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直至依法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业许可证件。
11月20日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获悉，今年以来该中心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感染者有77名。与往年艾滋病感染者年龄偏高、学历偏低有所不同，今年的感染者年龄在20-40岁之间，高学历者占了70%以上。(11月21日《新闻晨报》)
“高学历者占了70%以上”确实挺吓人的，但是笔者有个疑惑，单凭一个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数据，通过新闻发布以后，很容易给读者形成一种假象“今年的艾滋病感染者中，70%以上是高学历者”，从而把艾滋病的问题集中在“高学历”上(《“艾滋病感染者70%是高学历者”警醒了什么？》)，这样的做法是否有失偏颇？
首先来看看“高学历者占了70%以上”这个数据的科学性，当然，这个数据本身应该是准确的，但是它科学吗？这里有两点值得考虑，一是高学历者可能因为对艾滋病知道的更多，了解其症状，接受治疗的可能就大一些，相对来言，非高学历者可能连自己得了艾滋病都不知道(这里只是在说明情况，并无歧视非高学历者)，当然就谈不上去接受治疗了；二是涉及到治疗费的问题，印度最大医药公司西普拉(Cipla)公司主席哈米尔德就提出：“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没钱治”，而就整体上来看，高学历者似乎又比非学高历者有钱，于是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非高学历者因为治疗费用高而放弃了接受治疗的机会。这样的考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这样的例子也常常见于报端。所以，笔者认为，这一数据就有可能忽略了那些得了艾滋病而自己又不知道或者没有钱去治疗的非高学历者。
目前艾滋病感染者呈上升趋势，但是这与“高学历”并无太大的关联，因为高学历者在我们的人口总基数占的比例并不大。当然，对高学历者的警醒也是必要的，只是我们不要忘了更重要的问题，因为艾滋病本来就是一个全社会都应该关注的问题，而这样的新闻出来就难免会让人产生错觉，而被“高学历”掩盖了问题。所以，媒体在发布新闻时一定要尽好“把关人”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