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当“艾滋病”还不是一个公众词语时，一个中英合作项目在四川及云南展开，今天，这个项目的影响力已经超脱了艾滋病本身

　　特约记者/徐会玲 发自北京、四川、云南

　　6年前的3月，龙永图和英国驻华大使高德年代表两国政府交换了一个与艾滋病防治

相关的项目书，英国国际发展部为该项目提供近2000万英磅的无偿援助。当时的龙任职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

　　6年之后，伴随着中国《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出台和正式执行，这个国内艾滋病领域最大的政府双边项目“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China-U.K.HIV/AIDSPreventionandCareProject)即告结束。

　　“中英项目留下的是无价之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副主任沈洁说。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它的影响力已经超脱了起初“遏止中国日益增长的艾滋病毒传播，提高中国对艾滋病的有效应对能力”的目的。

　　为什么是艾滋病

　　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部部长、内阁大臣克莱尔·肖特来到中国，那个时候双方政府已经达成一个初步的援助意向，但是具体把钱放到整治水土流失还是防治艾滋病领域，并没有最后决定。

　　克莱尔在中国呆的几天里，去了一趟有“中国NGO首都”之称的云南。

　　“她很平易近人，”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主任杨茂彬现在回忆起来7年前的那天，仍旧很兴奋，“她来我们这里参观，旁边的人都希望她可以快点结束回去和省长进行晚宴，但是她主动参加了我们的例会，还同我们的患者和工作人员聊天。”

　　云南戴托普是中国首家采用治疗社区(TherapeuticCommunity，TC)模式来帮助吸毒人员的 NGO，他们的工作人员有很多是在那里戒毒成功的HIV感染者。

　　克莱尔最终促使英方政府选择了艾滋病防治这个方向。尽管1998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0-2010)》，这个选择在那个时候仍旧带有一些偶然性。1999年时的中国，“艾滋病”还不是一个公众词语，河南的艾滋病消息在那一年首次被中国的媒体披露。

　　现在看来这个选择对已经成为抗击艾滋病前沿阵地的中国来说是幸运的。

　　6年过去的中国，根据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布的《二00五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显示，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人员约65万人。根据2006年2月份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疫情，艾滋病发病的死亡数，已占据甲、乙类传染病发病报告死亡数的第三位，超过了乙型肝炎致死的人数。

　　试点四川及云南

　　中国CDC的白色大楼里面多出来两间办公室，便是中英项目办公室的所在地。云南和四川两个艾滋病流行率较高的省被选择成为了首批项目试点。两个省都成立了由副省长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项目办公室也分别设置在当地的CDC，“利用CDC的网络，让很多事情变得容易起来。”一位国际NGO在中国的负责人似乎有些羡慕。

　　“和河南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云南的感染人群主要是性工作者和吸毒人员，这里的经验可能更具有推广性。”云南玉溪红塔区的一位副区长认为，“中英项目在云南探索的一些经验，可能更具有价值。”

　　如今提起艾滋病，还是有很多人会第一个想起河南，其实河南不过是第一个被打开的“盒子”。最新的疫情评估显示，现有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经注射吸毒传播的占44.3%，经性传播的占43.6%，经采供血、血制品传播的占10.7%(主要是1996年以前发生的感染)，尤为显著的是，2005年新发生的大约7万名病毒感染者中，经前两种途径感染的人数总共占到98.4％。

　　中英项目在最初设计方案的时候认识到，对于一个目前还没有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其传播。按照国际经验，多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使得中国已经开始面临艾滋病从高危人群(主要是暗娼和静脉吸毒者)向一般人群扩散的危险，比如中国目前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和日益开放的生活观念。

　　这也促使中英项目确定了项目的主要受益人是高危及脆弱人群。“在设计过程中放弃了安全血供的子项目，因为当艾滋病感染经其他途径的传播变得严重时，血供的问题就显得相对次要了。”中英项目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说。

　　冲突和妥协

　　把高危人群作为项目受益人，意味着吸毒者和暗娼成为被关爱的对象。

　　王江(化名)是云南个旧的一位吸毒者，他现在每周都会到中英项目设立的针具交换点，拿自己用过的针具交换到全新的清洁针具。“如果到外面去买的话，都是一元钱一支。如果买10支的话，就是10元钱。本来买药的钱就很成问题，再加上买针的费用负担就更大了。在他们这儿换很安全，不会有艾滋病传播。”

　　像王江这样可以交换针具的吸毒者在云南和四川有很多。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人可以到项目的美沙酮试点门诊接受免费的美沙酮替代治疗。美沙酮替代疗法是一种渐进的戒除方法，在吃药的过程中，吸毒者是自由公开的，不用担心被警方抓。

　　类似这种对高危人群的干预方法使项目进行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有些行为在中国是违法的。最开始的时候，项目的很多方法，如针具交换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我记得特别早的时候，公安部对针具交换意见特别大。公安部专门管这块的一个人和我在电台上辩论，那时候针具交换刚提出来，当时打来电话的人大概30多个，支持和反对的人各占一半。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方式让吸毒者下狠心戒毒，又要控制艾滋病毒传播，就得沿用国外的办法。”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告诉记者。

　　给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具，给性工作者提供安全套，这不仅违背了中国的现行法律，也违背情理。然而，中英项目的“ 双重性质”，既有政府背景走CDC路线，又是一个多部门合作的国际援助项目，这些方法还是在试点得以顺利地推行。

　　四川乐山市公安局禁毒缉毒支队一位副队长说：“公安部门和卫生部门事先都已经协调过，对于针具交换，我们不支持也不反对，艾滋病形势严峻，国际推行的我们也认为应该有效果，如果不是防病的需要，我们肯定是禁止的。禁毒法的草案里面，是自己先戒，实在戒不了再强制戒。美沙酮替代挺好，很多人迫切需要，但是审批起来很麻烦。”

　　2004年3月1日，云南省政府颁布了121号令，这个法令明确地推行洁净针具发放、美沙酮替代和推广使用安全套。121号令的招贴画出现在了宾馆的大堂里，也被贴在那些名声不佳的发廊里。

　　这个当时看似急剧的转变也显示了中英项目在当地开展之后的影响结果，如今这些内容也被吸收到了国家《艾滋病防治条例》里面。尽管因为美沙酮治疗试点开展时间不长，且国家政策对服用者资格有严格规定，尚没有一位吸毒者通过该项目解脱毒瘾，但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下，政府也已经认同，针具交换和发放安全套在控制艾滋病传播方面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在中国，一个项目的运作和理念是很重要的。中英项目首先找政府合作，在行政上得到支持，中标的政府部门不管作用如何，要为此负责，具体执行的人找到相关部门就能得到支持。相比较其他一些国际NGO，比如英救会的一些项目，虽然在一些社区可以实施，但是没有办法大面积地推广。”云南省项目经理段勇说。

　　公民社会的力量

　　“中英项目启动之后，大约是2001年在北京举办了一个‘艾滋病防治的社会学研讨会’，这应该是全国艾滋病防治中引入社会科学的重要转折点，景军、潘绥铭、翁乃群、李银河、李等很多社会学、人类学及法学的专家都参加了。”中英项目在四川的项目技术官员张建新用“颠覆性”形容那次会议给他带来的思维冲击，“我们搞公共卫生的人，做了十几年艾防工作，从没有听说过这些东西，尽管以前有人提过艾滋病的社会性，但那次会议之前是比较模糊的”。

　　按照项目设计，四川云南两个省的项目办公室分别有两个负责人，一个是向英方汇报的项目技术官员，一个是中方聘请的项目经理。作为张建新的搭档，从1999年项目开始设计时便加入进来的四川项目经理张灵麟语速很快，是一个典型的四川男人。“中英项目在设计之初就要求社会科学的参与，艾滋病和其他疾病涉及的问题可能不一样，艾滋病更多地和人的行为相关，还有社会方面的因素。”他举了一个例子：“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性健康需求的评估方法(SASH)，要了解一个大范围内高危人群的状况，要求在半年之内完成，依赖流行病学方面的方法要花一年多的时间，效率太低，后来我们请社会学家帮忙，他们用访谈、田野调查等方法收集到的资料，能够帮助我们很快了解情况，很有效率。”

　　“因为我的身份，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MSM(男男性接触者人群)，通过项目资助的一些NGO和他们见过几面，和想象中的大不一样，过去认为他们病态，其实他们除了性取向之外和常人没有其他不同。”四川省人大的一位官员说。在整个中英项目资助下，一些社会团体及NGO也参与到高危人群的干预之中，这其中不乏来自一些高危及脆弱人群的志愿者或由其自发组织的小团体。

　　张煜(化名)是“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的负责人之一，这个与中英项目有着密切联系的小组在成都的“同志”圈子里已经很有名，“对我们同性恋者，艾滋病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接触中英项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伦理学培训，然后就把学到的东西带到小组来和大家分享。之后我又比较系统地做了一些事情，包括同伴教育、参与项目策划等工作。”此外，他们还经常举办健康交友会、优秀同志电影观摩讨论、同志生活话题辩论，以及设立宣传栏和热线电话等。正是在这些活动的帮助下，四川MSM群体安全套的使用率由最初的3%上升到后来的30%。

　　“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项目为整个公共卫生体系提供了借鉴，”北京一位相关艾滋病防治的官员这样评价，“中英项目吸收社会科学家的参与，还促使了非国家部门，如社会团体、NGO的加入，这同时也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应该是一个除了政府和企业家以外，应该还要给一部分人以活动空间。”

　　国际推动和可持续发展

　　“中英项目找到了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干预模式。”中英项目办常务副主任王若涛这样总结这个即将结束的项目，“今年年底英方会继续提供给中国1亿英镑，开始一个新的项目，这次会扩大到7个省。”

　　即将启动的新项目聘请了一些专家为项目作策划，景军是其中之一。他说：“外国的钱相对好拿，但是不好花，它有一个包括监督、评估等一系列的流程，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前很多项目的钱花出去了就花出去了，后续的能力也较差。”

　　自中英项目启动之后的几年内，艾滋病防治领域又吸引了很多国际援助，仅仅通过双边政府签订的就有中澳艾滋病亚洲区域合作项目、北京市中美合作防治艾滋病项目等，后者是2004年根据中美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中国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实施期为5年，美方将投入1500万美元的资金。双方商定的主要合作领域包括：预防艾滋病感染、改善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关怀环境以及加强监测能力等。

　　但是这些国际项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这么大的国家不能老靠国外。公共卫生更主要是政府增加力量。不能像麻风病一样，国外支持一断，很多工作都做不了。”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戴志澄表示。

　　中英项目的项目备忘录“经济和财经评估”部门也专门提到了这一点，“如果中国自己的艾滋病防治项目不能改善和扩大，本项目的效益将被削弱，财政支持的可持续性也面临挑战。”

　　“经济和财经评估”的目的是得出一个效益成本比，效益即指该项目将扭转未来艾滋病流行给中国所带来的在经济和财政预算方面的负面影响。但是王若涛认为，恰恰在这里存在一些缺陷，“我们搞过经济学分析，得出的结论和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结论不大一样。我们一直在争论对于经济的影响，我们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内搞经济学的和真正搞经济学的很不一样。我们也缺乏真正搞经济学的人。找经济学的人得从头来，但是很难介入。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请经济学家参与，那就大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