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2006年3月26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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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08 06: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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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多长得仪表堂堂,说话得体,喜欢精心修饰自己,有较强的表现欲望。但这却是一个被很多人认为是不正常的群体,因为先天的基因,所爱的对象跟自己同性,他们被叫作同性恋,周围的人用有色眼镜异样看着他们。 在同性恋群体中,就跟异性恋一样,因为没有采取安全的保护措施,男男性行为也容易感染上艾滋病。 25 岁的大玮既是同性恋,又是艾滋病感染者,但他选择了通过央视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并坦然面对身份曝光后的复杂生活。他四处奔走,讲述自己的经历,就是希望社会能容纳他们。在老家我连男孩的手都不敢抓 25 岁的大玮,说自己从喜欢男孩起到现在的彻底身份认同,已经整整12年了。因为在甘肃老家,从大玮懂事起,弥漫在他身边对同性恋的看法就是心理变态、见不得人。所以当大玮发现自己只喜欢男孩子,浑身都是喜欢跟男孩子在一起的欲望时,他感到了惶惑———自己有病吗?自己正常吗?特别是周围人包括母亲发觉自己有那么种让人说不出口的行为时,大玮越发想控制自己。他突然加重了语气说:“我当时在老家连抓男孩的手都不敢。” 越是不想的东西就越是想弄明白。大玮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弄清自己喜欢男孩子的原因,一直在寻找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理由。中学时对网络的接触,似乎让大玮找到了答案。他在偶尔登录的论坛上,看到了专家、教授、学者发表的对追求同性的看法和认识。对照上面对一些行为的描写和讲述,大玮释怀了。“原来我不是什么变态,以前自己对自己的那些认识都是错误的。” 直到去北京读大学后,大玮的社交圈广了,他开始接触到了同性恋朋友,也通过他们接触到了专家。“这个时候的我真正认可了自己的身份。我知道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有表达我的感情的权力,我的感情也是真挚的。我明白了我们的感情就跟主流社会主宰的男女之情一样。”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流产 当自己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时,大玮觉得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自己再也没有生活的勇气了。“我以为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很快就要死了。” 大玮并不害怕,只有遗憾。他遗憾对不起自己的父母,遗憾自己没有时间去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了,也遗憾为什么偏偏是自己感染上了?当时的大玮依然认为,艾滋病等同于见不得人的病。反倒对于死亡,他想得很开,“都已经得了,何必让自己更消极?还是多开心一些好。” 大玮以胃癌的借口退了学。他开始静下心来思考,想得很多,也想通了很多。“我想正大光明、开开心心地去生活,我也想让大家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这样我才能和社会交流,并且起到警示作用,让社会能正视同性恋,正视艾滋病感染者,能够让我们这样的人群生活在阳光地带。”大玮通过媒体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当时大玮并没有工作,靠父母寄生活费和打短工维持生计。北京一个大姐看了电视后找到他,说给他安排到丈夫的公司里去,最后却不了了之。大玮很理解,大姐的丈夫接受了他,公司的员工会接受他吗?员工接受了他,客户会接受跟有他这样员工的公司打交道吗?为了他一个人,连累了大家,大玮觉得自己没必要强求,自己应该去做对大家有好处的事,即使没有什么经济收入。 父母对我真是太好了 在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后,大玮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父亲接的,他把自己的病情和盘托出。“这样的病对家里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妈妈病倒了。”但是父母没有骂他,他们只是不愿意听到和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他们不想看到在自己的家里出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老家的亲戚也知道了大玮的病情,他们有点怕,但依然和大玮来往,大玮觉得这样就够了。 到北京读大学,父母每个月给他寄500块生活费,在儿子退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两老依然在资助着儿子,而他们的收入一个月也就千把块。现在有些热心的人给过大玮资助,他自己也在找一些事做,所以他不再让家里寄钱了。 大玮每年都会回个家。有一年过年,趁着父母心情好,大玮拿出一张照片跟他们说:“这是我的男朋友。”没想到母亲只是淡淡地接过话头:“我早看出你有点不对劲。”此后回家,父母和大玮不再谈论这些。对于儿子的病情和身份,两老选择了接受和承受。而大玮表示今后想找个朋友好好地一起生活。做演讲为了改变误区公开身份后,大玮也成为了名人,虽然很多人以看热闹的心态来看待他,也有很多人佩服他的勇气,尤其是感染了艾滋病的同性恋群体,他们把大玮视作自己的代表。许多民间抗艾组织纷纷成立,邀请大玮去做演讲。 在公开身份后大玮就热心公益,他想拍公益宣传片。所以他隐姓埋名去学表演,最后在北京志愿者的帮助下拍了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短片。当各地的半官方或民间组织来邀请他去演讲的时候,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至今大玮跑了全国的10个城市,除了报销路费和住宿费,他没有收取额外的一分钱,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带到每个演讲地,只是为了消除多年来盘桓在人们脑海中对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的错误认识。 “ 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有了转变,民间组织也投身其中。我决定以我自己的事实来告诉社会,同性恋的心理是正常的。也告诉我们的群体,男男同性间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容易感染艾滋病的。希望主流社会能认可同性恋,也希望男性间性行为时能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希望我的露面带来的是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注,而不只是对我个人的帮助和同情。” 我现在还不需要服药艾滋病感染者需要做定期检测,大玮来到杭州后被有关方面特意安排去做了身体检查,情况良好。大玮撸起袖子给我看他的手臂,那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针孔,跟他光滑的面庞比起来,皮肤粗糙很多。因为艾滋病毒的检查和感染者的身体检查,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验血,大玮经常要被这么扎一下。来杭州也一样,被扎和验血成了他生活的一个部分。回到北京,为了慎重起见,大玮还要再去做一次检查。 大玮说,他现在还不需要服药,因为自己只是感染者,还不是病发者,平时就吃点中药调节调节免疫力,对药物他倒并不是太在乎。说话的时候大玮吸了一下鼻子,他有点鼻塞,可能感冒了。 事实上,对于治疗艾滋病,国家对提供的药物给予免费,但定期的检查还是要收取治疗费的,每次也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浙江同性恋爱心工作组组长王龙估计,杭州目前男性同性恋人数估计在50000名,而杭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所称,杭州约有1600多名男性同性恋,有8人检出感染艾滋病病毒。 (记者徐超 每日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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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获得国际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最高奖——马丁奖的国内第一人、青岛大学张北川教授来到南京,考察刚刚完成的对部分男同性恋者艾滋病监测及相关问卷调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张北川教授呼吁,在全国《艾滋病防治条例》即将于3月1日正式实施之际,恳请我们的社会能给艾滋病预防营造更多的宽容与理解。 采访中,记者获悉,张北川教授此行所考察的这次特殊调查,被一些人称之为“张北川项目”。这是国家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开展的一项“十五”攻关课题,主要内容是如何遏制男男性接触人群中的艾滋病流行,这也是我国政府首次出资研究男男性接触者的艾滋病问题。由于这一课题面对的人群比较隐蔽,卫生部确定由男同性恋志愿者组织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联合,在男男同性恋人群中开展,课题在南京、重庆等9个城市同时开展,共涉及2000人,而张北川正是这一课题的负责人。如今,在南京的调查已经基本完成,共取得了有效样本200多份,并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数据。“这一项目除了对人群进行检测外,还要求检测者填写一份16页的调查报告,这是我国首个涉性调查,如此大范围的检测,目的是给政府制定防止艾滋病提供可靠的信息及同志关爱方面的政策提供准确可靠的事实依据。”张北川教授坦言,尽管目前全国各城市的数据尚未汇总分析,但从各地调查的初步情况看,同性恋人群中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不容乐观。此外,监测结果还显示,这类特殊人群中梅毒的感染率较高。张北川告诉记者,北京曾经组织过一次针对200人的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的小范围调查发现,10%的被调查者查出感染艾滋病。因此,把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深入到更多的同性恋者圈内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事实上,男性同性恋之所以性伴多,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社会的不宽容。传统上大众反对同性恋结合成稳定的同性伴侣关系,许多真正的同性恋男人,被迫进入传统婚姻传宗接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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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逗逗龙 来源:扬子晚报
作者:刘小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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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话时,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很坦然。
近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权威性学博士李银河在两会期间向全国政协会议转交了一份同性婚姻法提案,得到同性恋群体的广泛关注及强烈支持。随即,反映同性恋题材的电影《断背山》在奥斯卡金像奖上的大获全胜,让同性恋话题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对于这一话题,不同领域的专家所持的观点却大相径庭。
前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对同性婚姻立法、承认同性恋婚姻,在中国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也并不能减少艾滋病的传播。他说:“也许我们争论同性恋婚姻是否合法,争了十几年都没有结果,但这个人群中却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被感染(艾滋病)了,那这就是个很大的损失。”
性是主要传播途径
记者:我国现在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主要是通过哪种途径传播?
邵一鸣:现在主要还是吸毒和性传播。其中,吸毒人群的传播,主要以他们之间互相传染为主,主要属于高危人群圈里的传染。但性工作者则和一般人接触更为广泛,因此,从高危人群走向一般人群,最主要还是通过性传播。
记者:艾滋病在中国已经从高危人群扩散到一般人群了吗?
邵一鸣:已经向一般人群扩散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记者:这种扩散到了什么程度?
邵一鸣:我觉得还在早期,还没有在一般人群中大规模传开。这有很多原因:一是中国文化的本身在性行为方面较保守,毒品泛滥的范围在我国仍较局限。第二,我们毕竟有“严打”,这把利剑悬在那里,谁都知道这是不该做的,有这么个威慑作用在,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就还是隐秘的、地下的。这也使得高危行为的频率和范围压下来。
应关注《断背山》获奖对同性恋人群行为的影响
邵一鸣:另外,我想强调的是,还有一种人群应该格外关注,就是同性恋人群。我们对这类人的掌握非常有限。
记者:这类人传播疾病的可能性更大?
邵一鸣:对,他们在传播HIV方面的效率比异性性行为要高很多。在一些西方国家,同性性行为被社会所接受,他就会把传染病限于自己的圈子里。而在我国,同性恋者不太容易被社会接受,所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还有家庭,既有同性也有异性性行为,因而是双性恋。病毒传播也就既在圈子内,也通过家庭传播到圈子外,对艾滋病的传播有更大的负面影响。但这类人群在我国没有很好的被社会关注。
此次《断背山》在奥斯卡获奖,也可能会对同性恋人群有一定的影响。这应引起格外关注。这可能会使国内同性恋人群的活动更加活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加大宣传预防艾滋病传播的健康的知识,减少艾滋病在这个人群中的传播,以及从他们传播到公众之中。
承认同性婚姻不能有效控制艾滋病
记者:前段时间有人提出,要承认同性恋婚姻,用婚姻来约束同性恋者。你认为,这对艾滋病传播是有利还是不利?
邵一鸣:异性或同性婚姻方式本身与传播艾滋病并没有关系,有关的是不安全的性行为。同性恋婚姻合法也好,非法也好,半合法也好,对他们之间不安全的性行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直接影响的。
另外,我觉得这项提议在中国现阶段可操作性很差。假如我们讨论同性恋婚姻是否合法,讨论了十几年,没有结论。结果,这个人群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被感染了,那这就是个很大的损失。要紧的是把重点放在预防艾滋病的健康教育,尽快降低他们的高危性行为。
记者:针对这一部分人群有没有什么措施了?
邵一鸣:我觉得采取同伴教育是一可行的方法。由于社会不易接受,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所以通过他们中间一些领头的,有一定社会责任感的人,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使他们一方面在行为上有所规范,另一方面采取一些防病措施,例如使用安全套等。这可能是针对这个人群最有效的方式。
使用避孕套比禁欲更实际
记者:你认为使用避孕套等措施是否真的百分之百有效?
邵一鸣:肯定是有效的,这已经被科学证实了。只要正确使用,就可以起到百分之百的作用。
尽管有些人认为,宣传道德,让大家禁欲,比使用避孕套更安全。但我们要实事求是,能够做到禁欲的人非常有限。为了大众的健康,还是应该多管齐下。
让大部分“小姐”使用避孕套
记者:在广东这种沿海地区,光靠宣传不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那该怎么办?
邵一鸣:宣传教育和干预要做,但不能把眼闭上听天由命,仅寄希望于教育对象个人觉悟,而是要对效果有监控,如进行行为监测。要监测“小姐”这个人群,在从事商业性行为时有多少是使用避孕套的,如果使用避孕套的比例是90%,就可以知道危险性很低。假如倒过来,80%不用避孕套,那就很危险了。假如这类人行为监测的结果不理想,就要加大宣传教育和干预的力度。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做一些试点工作,一定要考虑覆盖面,只有让85%以上的高危人群改变高危行为才能建立起保护大众的屏障。一个地方的“小姐”短期内可能无法去掉,但是要让85%以上的“小姐”使用避孕套还是可能做到的。
给患病者一个法律的“抓手”
记者:你对艾滋病歧视怎么看?
邵一鸣:正确的防病和反对歧视的原则是防病不防人。我们针对的是传播疾病的因素和行为,不是针对病人或可能感染疾病的人。科学已证实,日常社会交往是不会传播艾滋病的,因而没有任何理由歧视艾滋病人。国务院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3月1日正式实施,规定了不能歧视艾滋病患者。我认为,除了条例外,如有一个实施细则出来就更好了,使反对歧视的条款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应规定歧视艾滋病患者,不让艾滋病患者入学、就医或工作,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处罚。这样,给艾滋病人一个法律的“抓手”,让他们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能判几个歧视艾滋病患者的人受到处罚的案子,反对歧视的社会风气就会起来,艾滋病人的权益就会更快得到保障。
邵一鸣
年龄:41
学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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